文／李科諺
近年台灣房價飆升，不只增加了民眾購房的負擔，更因為「高房價」使得詐團開始將魔爪伸入不動產，抓準民眾對資金缺口的需求，或急於搭上房價列車的心理，用連環計一步一步的將受害者推向無底的深淵。
「因為房貸壓力大，對方告訴我會定期返還獲利，每月萬來元的報酬對房貸不無小補，怎麼知道會…」、「房東臨時告知，說房子賣了要解除租賃契約，因為租屋預算不足我到處打工，在這情況下被騙了提款卡，結果被當成詐團的共犯。」、「需要補房屋裝修費，找了民間金融借貸公司將房子抵押500萬元，卻連一塊錢都沒拿到！」這些都是一個個血淚的故事，每天在我們生活的周遭上演，沒有人能置身事外，畢竟沒人敢保證自己不會是下一個受害者。
遇詐不驚慌 避免二次受詐
遭遇詐騙時，報案是保護自己的第一步，但許多人不清楚「如何報案」與「報案後能做什麼」，導致錯失關鍵時機。一般來說，受害者可選擇親自到警局報案，或撥打165反詐騙專線，利用線上報案功能，簡化日後筆錄製作流程，提高案件處理效率，可有機會第一時間凍結詐團帳戶，避免資金外流。
報案後，民眾往往會產生許多疑問：「該怎麼提告？要對誰提告？財損如何討回？」這時，不少人會轉向親友詢問或在網路上搜尋資訊。然而，在驚慌失措的狀態下，倉促尋求法律建議，不僅可能獲得錯誤資訊，甚至可能被詐團利用話術進行「二次受詐」。
因此，報案後的第二步，是尋找正確的法律資源。目前有許多免費法律諮詢管道，如地方法院法律諮詢窗口、法扶基金會、各縣市政府法務處，甚至部分律師事務所也提供初步諮詢，受害者應優先選擇這些機構，而非輕信網路陌生人的建議。
諸如：「我認識的某某大姊，找了這家公司真的追回詐騙款。」、「點擊後填寫你的資料和被騙的東西就會有人和你聯繫，我就是這樣討回的！」
破解求助阻礙與常見迷思
受害者在意識到自己被騙後，往往會產生強烈的情緒波動，這些負面情緒不僅影響個人心理狀態，也會讓求助行動受阻，錯失第一時間的法律救濟機會。本刊採訪昱果法律事務所律師趙耀民、桃園市政府法律諮詢顧問律師陳建寰，從他們過往協助受害者的豐富經驗中，整理出當事人最常見的四大心理掙扎，以及影響他們報案決策的關鍵因素。
掙扎一 》 詐騙集團恐嚇我，我怕有危險不敢報案
「騙我的人說，帳戶裡面的錢是大老闆的，如果帳戶被凍結，我就會有危險。」、「對方打電話來恐嚇我，叫我不要把事情鬧大。」
部分詐騙集團發現事跡敗露，會企圖用恐嚇的方式令受害者不敢報警或被迫和解。但實務上，一旦對方恐嚇你便是犯罪，報案才是真正能保護自己的方式。只要受害者堅持報案並提供線索，警方就有機會透過金流調查，循線追查幕後主謀。
掙扎二 》 報案有用嗎？
許多受害者擔心報案後無法追回款項，或認為警方難以迅速破案，因此猶豫不決。然而，報案的作用不僅是讓警方展開調查，更能防止帳戶遭濫用，避免自己無意間成為詐騙共犯。
報案後，警方會將涉案帳戶列入「警示帳戶」，暫停交易，並進一步追蹤金流，若資金尚未完全轉移，仍有機會追回。 銀行會要求戶主親自辦理解凍手續，以確認其帳戶是否遭不法利用。若帳戶涉及詐騙卻未即時報案，檢方可能將戶主視為共犯，後續要證明清白將更為困難。
這點在「第三方詐騙」案件中特別關鍵。 例如，部分受害者並未直接與詐騙集團交易，而是透過仲介、投資平台或貸款公司轉帳。當警方追查時，這類交易可能導致警方一時無法分辨受害者與共犯，進而影響案件進展。因此，若察覺帳戶異常交易或懷疑受騙，立即報案可防止自身遭誤認，並增加追回資金的機會。
若戶主無法提供足夠證據證明帳戶遭濫用，帳戶可能會持續受限制，直到案件偵結，這通常需時兩到三年。 因此，保存完整交易記錄、對話紀錄與截圖，能有效協助檢方釐清案情，避免自身捲入詐欺案。
掙扎三 》 公家機關找我，我要馬上處理
「戶政事務所的江課長，用通報電話幫我直接轉台北市政府警察局，並和我一一核對身分資料，並要求加Line完成備案才給我相關資料。」
有詐團會利用民眾對公權力或受詐後迫切求助的心理進行詐騙。諸如假扮檢警或檢察官的身分，稱民眾因與「金融詐騙相關案件有關」，拐騙民眾繳納保證金至指定帳戶。或用偵查與辦案為由，要求民眾使用通訊軟體，並進一步指示後續動作。
「一般民眾聽到法院或司法機關就會緊張，事實上法院要找人會用傳票，不會用通訊設備或軟體指示民眾該怎麼做，而且當民眾真的陷入相關案件中，做出這樣的行為反而會有滅證的疑慮。」陳建寰強調。
掙扎四 》 找律師就要花錢
雖然有許多免費法律諮詢管道，但都有固定時間或排程，若民眾較急迫也可找律師事務做諮詢，一般而言，案件尚未進入正式程序，初步諮詢律師不會收取費用，並不會如外界想像的「一找律師就開始跳錶計費」。
報案不等於討財產，刑事、民事大不同
當詐騙集團被警方逮捕，許多受害者以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，財產很快就能歸還。然而，真相往往令人失望。法律上，報案所啟動的是「刑事程序」，由警方和檢察官負責偵辦、起訴，最後由法院判定詐騙犯是否有罪並進行懲罰。然而，這與受害者的財產追回並不直接相關。簡單來說，刑事案件的目的在於懲罰犯罪，而非處理財產糾紛。若想討回損失，還需要透過「民事訴訟」來請求賠償。
「抓到人，不代表你的錢就能自動拿回來。」律師指出，受害者若未主動提起民事訴訟，即使詐騙犯被判刑，也不會影響受害者的財產歸屬，因為法院並不會在刑事審理中主動處理受害者的賠償請求。因此，許多人即使等到了判決，仍舊拿不回任何一毛錢。
不過，法律也提供了一個較為省時省力的做法——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」。這是一種讓受害者在刑事案件審理期間，直接向法院提出賠償請求的方式，且好處是可以免繳裁判費。只要檢察官將案件正式起訴至法院，受害者就能向法院申請附帶民事訴訟。然而，這個程序必須在第二審辯論終結前提出，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，不得提起，這點常讓不熟悉法律程序的受害者錯失機會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並非所有案件都能使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。若檢察官最終決定「不起訴」或「緩起訴」，也就是案件未進入法院審理，那麼受害者就無法走附帶民事訴訟這條路，只能自行提起一般民事訴訟，並負擔裁判費。這也使得許多受害者在法律程序的選擇上陷入困境，不知道何時該提告、如何才能討回自己的財產。
法律上的程序並非單一路徑，受害者若想要追回損失，報案只是第一步，還需釐清刑事與民事訴訟的區別，並在合適的時機提出賠償請求，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權益。報案雖然能啟動司法程序，但若沒有搭配適當的法律行動，最終可能只是看到詐騙犯被關，卻拿不回任何財產。
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，常見的八大疑問與迷思
疑問一 》 詐騙犯被抓，財產就能拿回來了嗎？
這是許多受害者最直覺的想法，但事實上，刑事案件的重點是追究犯罪責任，而不是直接處理受害者的財產歸屬。如果騙款、房產還在詐騙集團手上，受害者可以透過民事聲請假扣押，或請檢方扣押犯罪所得，防止財產再被轉移。
但若財產已經被轉賣給「善意第三人」（即不知情的買家），那麼受害者就無法直接拿回原本的財產，而是只能向詐騙犯提出賠償請求。這也意味著，如果詐騙集團早已脫手房產，受害者只能依房屋的市值向詐騙犯求償，而無法真的把房子討回來。
即便是行政機關遭詐，如詐團透過假繼承手法騙取無人繼承的不動產，並將其出售或抵押給善意第三人，受害者依然只能透過民事求償，並不能直接追回房產。這點讓不少受害者錯愕，但確實是法律上的規範。
疑問二 》 提告詐騙集團時，我該針對誰求償？
詐騙案件往往不是單獨犯案，而是多人共謀的集團型態。在法律上，只要參與詐騙行為，不論是主謀、共犯、車手或人頭戶，都可能需要負「連帶賠償責任」，這代表所有涉案人員都要對受害者的損失負責，而不是按照分工或拿到的金額來計算賠償比例。
因此，許多車手或人頭戶即使只領取少量佣金，最後仍可能被求償上百萬甚至上千萬元。這也意味著，當受害者不知道完整詐騙集團成員時，可以先依起訴書上的被告名單提告，後續再補充更多涉案人員。
疑問三 》 律師或地政士協助詐騙，會被加重刑罰嗎？
有些詐騙案需要專業人士的協助，例如律師、地政士、會計師等。但從法律上來看，他們的身分並不會自動讓刑罰加重，因為他們不是公務員。然而，這些專業人士理應對法律有更高的認識與道德標準，因此法官在判決時，往往會考慮這些因素，傾向從重量刑。
例如，涉及地產詐欺的「地面師」案件，往往需要地政士協助過戶，而律師可能負責偽造契約或提供法律建議，這些行為可能會影響法官的「自由心證」，導致較重的刑度。簡單來說，法律沒有明文規定這些職業一定要判得更重，但在法官的裁量上，他們通常不會得到太輕的判決。
疑問四 》 錄音蒐證違法嗎？對方怎麼可能乖乖讓我錄音？
許多人擔心錄音證據不能用，事實上，這是錯誤的觀念。《刑事訴訟法》允許未經對方同意的錄音作為證據，只要錄音的過程不是刻意誘導對方犯罪（即「釣魚蒐證」），法院通常都會採納。在民事訴訟中，舉證標準更寬鬆，錄音作為證據的可能性更高。
因此，在詐騙案中，如果對話內容涉及關鍵金錢交易或詐騙細節，建議受害者錄音存證，避免日後舉證困難。
疑問五 》 為什麼法官不認定是詐欺？不是明明被騙了嗎？
《刑法》詐欺罪的成立條件，是行騙者「以詐術使人誤信不實資訊，進而處分財產並造成損失」。然而，許多詐騙案件包裝成合法交易，例如投資、借貸、購屋，受害者通常是自願簽約並交付財產，導致舉證困難。
最常見的情況，是詐騙集團引導受害者去民間借貸，甚至把房產抵押來填補資金缺口。問題在於，受害者本身具有行為能力，是自主簽署合約，除非能證明貸款公司與詐騙集團合謀，否則光是「借貸過程不合理」並不足以構成詐欺罪。這也是為何許多受害者即使報案，最後仍被告知「這是投資風險」，難以成功讓騙子被定罪。
疑問六 》 民事勝訴後，對方說沒錢就不用賠嗎？
許多受害者以為，法院判決賠償後，詐騙犯就會自動支付款項，但現實並非如此。法律只是確認賠償責任，真正執行時，還得看對方是否有可供執行的財產。如果詐騙犯名下沒有房子、車子或存款，受害者即使勝訴，也拿不到任何賠償。
受害者可以拿著判決書向法院聲請執行，要求查封財產並進行拍賣，但若對方早已轉移資產或故意隱匿財產，追討的難度就會變得極高。
疑問七 》 詐欺犯和我和解後，為什麼態度大轉變？
許多詐騙犯在偵查階段會主動提出和解，並償還部分金額，受害者見狀便接受。然而，一旦詐欺犯獲得緩起訴或較輕刑度，他們往往會選擇不再支付剩餘款項。這讓受害者陷入兩難，因為刑事案件已經和解，民事訴訟則仍需自行提起。
因此，最重要的是看法院是否最後確定有罪，也就是判決已經不能再上訴，並且開始執行刑罰；否則「有案底」並不等於「有前科」，這讓「有案底無前科的人」仍然有辦法從事商業活動，利用該活動再犯，這也是許多受害者認為「和解只是騙局」的原因。
主要因為詐團多以金融行業從業者包裝，其行業多要求出示良民證始可從業，因此他們才尋求和解之道後再犯。
疑問八 》 為什麼詐騙案件層出不窮？是因為刑罰太輕嗎？
不少人認為詐欺罪刑罰太輕，應該要加重處罰。然而，台灣近年因詐騙猖獗，已完成修法，將「加重詐欺罪」刑度提高到一年以上、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，不只比「普通詐欺罪」的五年以下刑度更高，也有了最低起始點。
加重詐欺罪的適用情形，包括冒充政府機關或公務員詐騙、三人以上共謀詐欺、透過媒體或網路大規模散布詐騙資訊、利用電腦合成技術製作虛假影像或聲音詐騙等等，而以上針對加重詐欺罪的適用情形，同樣適用於未遂犯。
然而，現實中被逮捕的往往是底層車手，而非幕後主謀。這讓許多人覺得即使刑罰再重，真正詐騙的首腦仍逍遙法外，難以達到嚇阻效果。因此，防詐的關鍵，仍在於提高民眾警覺與加強金流監控，否則即便刑罰再重，詐騙手法仍會層出不窮。
儘管法務部近年來不斷加重詐欺罪的刑度，但詐團的應對方式也在升級。他們不僅會聘請律師諮詢，確保自己的行為在法律邊緣遊走，甚至有專人負責金流運作，讓贓款快速轉移。某些詐團的金流手法極為精密，一個帳戶一週內可經手超過八位數的資金，並在短短一天內完成「贓款獲取」、「經過多層帳戶」及「迅速洗出」等三重步驟，讓執法單位難以追回款項。
這種專業化的運作，讓即使刑罰加重，仍然難以有效遏制詐騙犯罪，因為在警方介入前，詐團早已完成資金轉移，讓受害者更難討回財產。
受詐非本意，冷漠才是壓垮受害者的稻草
「我不敢讓丈夫知道，都這年紀了，他一定會離婚，小孩也會怪我……」「律師，那1500萬元是我們的退休金，對方說只要補齊保證金就能拿回，我是不是該再拼一次？」、「我去看身心科，醫生說我會被騙，是因為貪心。」
這些話語，來自無數真實的受害者。他們在痛苦中掙扎，卻往往因羞愧而不敢求助；而當他們鼓起勇氣開口，換來的卻是責備與冷漠。社會習慣將「被騙」與「貪心」畫上等號，認為高知識分子不應輕易受騙，這些偏見，反而成為壓垮受害者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「有句話我一輩子都忘不了——詐騙可惡，但無知更該死。」一名受害者回憶起遭遇責難的瞬間，語氣中透著痛楚。事實上，投資專家、高學歷者甚至司法從業人員，都曾誤入詐騙陷阱。他們不是無知，而是自信，或是深陷騙局後難以接受事實。教授、導師習慣教導別人，卻不習慣被教導；投資客自認眼光獨到，反而低估風險；甚至連警察、檢察官，也有人因誤信而遭騙，卻礙於身分不敢聲張。
更殘酷的是，有些受害者在察覺異狀後，選擇向家人求助，卻迎來更激烈的責備。「怎麼會這麼笨？」、「你怎麼這麼貪？」這些話不但沒有讓他們清醒，反而讓他們更想證明自己沒錯，於是選擇孤注一擲，試圖翻本，卻越陷越深。
詐騙的可怕之處，不只是財產損失，而是讓受害者承受羞辱，進而封閉自己，甚至選擇繼續相信騙子。受詐不是愚蠢，而是心理與信任的戰爭。如果社會能少一點冷漠，多一點理解，讓受害者敢於求助，這場騙局才有可能真正被終結。
法律當最終防線，來得及嗎？
近來，台灣各地的大街小巷，隨處可見內政部懸掛的「加LINE投資，小心有詐，快打165」警示布條，政府積極宣導防詐，然而光靠標語與提醒，並無法杜絕詐騙。一旦受害，法律雖能介入，卻未必能挽回損失。
「有些人找到我時，已經太晚了，錢早被轉走，討回的機會微乎其微。我只能誠實告訴他們，別再浪費律師費。」律師趙耀民語氣無奈，法律是最後一道防線，但若沒有防範意識，等到求助時，可能已無力回天。
「從小長輩總教我們不要說謊，卻沒教過我們如何防止被騙。」一名受害者談起經歷，苦笑中透著無奈與不甘。或許，正因為人性本善，才讓詐騙者不斷有機可乘。但詐騙不只是法律的課題，它是一場關乎信任與警覺的心理戰，在這場無聲的戰爭裡，每個人都該學會如何自保，否則，下一個受害者，可能就是你我的家人、朋友，甚至是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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