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民眾對於美術館的認識,大多認為肩負藝術保存、推廣文化教育與研究等工作,卻忽略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——讓世界看見台灣,畢竟它是透過各種不同展覽形式,將各地的人帶來美術館看展,因此它還肩負起推廣城市的責任。
「對於萬物抱持著開放的態度,只要具有創新概念的,我們應該都去接受它。」─王俊傑
文/朱福山 攝影/羅劍明、朱福山
城市裡的各種社會現象,往往是一個時代的縮影,可以清楚看出一座城市的興衰;藝術家習慣從社會的角落中取材,用人們最感興趣的方式放大感官,讓不起眼的人事物成為主角,屬於這個時代的城市也因此被看見、被記錄下來。
作為台灣第一座公立現當代美術館,對於推廣台灣的首善之都,絕對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,談起台北,館長王俊傑如是說:「台北就像全球化底下城市的縮影,希望透過藝術展演,讓全世界看見台灣,認識台北。」
今年七月,北美館推出「一一重構:楊德昌」回顧展,以當代藝術展形式,帶領觀眾走進導演的電影世界,吸引國內外許多喜愛電影、楊導的人前來觀展。雖然楊德昌是台灣導演,但電影語彙本身就是一種國際語言,透過電影手法,講的是台北故事,在城市的變動下,卻隱喻對世界的種種看法。
在此次楊德昌回顧展中,充滿濃郁的台北城故事,包括《青梅竹馬》《海灘的一天》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等,從女性角度出發來探討社會問題;楊德昌作品中有一個很顯著的特色,那就是象徵現代主義很重要的一環──都市蛻變。
比方展區「城市探索者」就將楊德昌從1981年的電影作品《浮萍》到1986年的《恐怖份子》進行重新解構,用七個頻道的影像片段組成時而呼應、時而錯落的全新篇章,希望將八○年代女性在台北追尋自我過程中所經歷的現實與幻夢、失落與蛻變,通通呈現出來。
現代主義下的都市蛻變
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於2019年,就找來當時還在台北藝術大學任教的王俊傑,跟台南藝術大學的教授孫松榮,一起策畫此展,歷時逾三年。王俊傑說,楊德昌雖不是電影科班出身,但念的是電子工程,從高中時期就開始畫了很多漫畫,甚至勤寫手扎,這些對於楊導後來的電影創作有很大的影響。
現場展出的劇本裡,可以看見楊德昌大量的眉批、畫畫和意見,甚至反覆附註謄寫,在這樣嚴謹的工作下,透過楊德昌對社會細膩的觀察,用他獨特創新的鏡位、構圖來說故事,最後才能呈現一幀幀完美的電影作品。
電影展覽辦在美術館裡,在國際上常見,但在台灣對於兩位策展人來說,是一次跨領域的挑戰,尤其是要把過去大家熟知的平面電影,搬到立體的展覽空間裡來,而且觀眾還可以近距離窺探細節,那是一件多麼赤裸的事。
「不能只是把電影搬到美術館裡重新上映,基本上必須要透過創新的手法去轉換,透過當代藝術手法,把楊導嚴謹創作的想法,重新組織,轉化成觀眾走得進來的一個新的立體展覽空間。」
現場有好幾處沉浸式的電影意象場景,無論是《海灘的一天》裡沙灘上的浪花聲、《恐怖份子》裡淑安回眸照片的一景,還是《一一》最後一幕教室裡靜默的對話,都讓觀眾彷彿回到電影故事裡。
王俊傑回憶起求學時,看楊德昌的電影《海灘的一天》,在那個黑壓壓的電影院裡,透過大螢幕,他感受到導演想透過電影,反映當時台灣在現在化過程中的都會風情與人際關係,當時正值他在做錄像創作,對於視覺感官與技術創新的衝擊,至今仍讓他印象深刻。
此次展覽,就猶如楊德昌跟八○年代的台北對話,而青春時期正處在八○年代的王俊傑,也藉由此次策展過程跟那個八○年代的台北、那個對藝術創新充滿熱情的自己重新對話,彷彿迎來第二次的青春期。
八○年代的青春時期
1963年出生於台北的王俊傑,從小喜歡窩在媽媽的裁縫店裡,培養出對美的事物的喜好,學習成績好的他,高中畢業時就獲得「雄獅美術新人獎」,同年,他已開始從事錄像藝術創作,是台灣早期新媒體藝術發展的重要開創者之一。
結束青春時期的高中生活,就讀文化大學美術系時,王俊傑不滿足於課堂上的學習,在那個混沌未明的八○年代裡,試圖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,然而很重要的關鍵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連結。
八○年代正值台灣藝術家,身處解嚴前後時期,在生活跟環境被解放後,頻繁的街頭社會運動,讓崛起的藝術家們走進社會、進入群眾,許多戒嚴禁忌話題,解嚴後一一被打開,此時剛開幕不久的北美館,便成為了藝術家的競技場,創作空間也延伸到社群,甚至電子媒體。
當時的藝術氛圍充滿了前衛及實驗性,王俊傑穿梭在台北大大小小的實驗劇場、小劇場裡,參與多項藝術工作,當同學們都還在學校裡啃書時,他日常接觸的都是些社會人士,透過與他們的互動,觀察社會現象,這些都奠基他未來藝術之路的能量。
當時王俊傑以攝影機做動態創作,包含側拍,記錄藝文活動跟社會運動的現場,而他在一九九四年北美館首次舉辦的大型個展「十三日羊肉小饅頭」,用宮廷美食為主題,亦假亦真的展覽內容,揭露廣告亂象,探討電子媒體所建構的虛實混淆,以及消費者心理,更獲得德國「柏林電視塔藝術獎」。
去年底,由他跟學者黃建宏共同策展的「狂八○: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」,以綜觀的新視角回看八○年代,探討藝術在台灣文化發展史上扮演角色的重要性。王俊傑說:「『狂八○』不是懷舊展,而是要去探討在當時高壓政治背景下,藝術家們跨域合作的力量,從何而來,而這就是靈光所在。」現在回看,當時的「靈光」或許就是現在所謂的「創新」。
抱持開放態度求創新
「對於萬物抱持著開放的態度,只要具有創新概念的,我們應該都去接受它。」王俊傑說。
藝術家善用人們感興趣的方式,透過創新表現手法,將最真實的社會現象以不同型式呈現在觀眾面前,而王俊傑的身分從藝術家一路轉換,歷經電影劇場評論家、記者、策展人、北藝大教授,到如今的北美館館長,不同階段、身分所積累的能量,都讓他在接手北美館館長後,能更有餘裕的發揮所長。
從早期做錄像藝術時,王俊傑就一定要先畫好精密腳本才開始創作,可見他對待藝術嚴謹的態度,從一開始就不容馬虎,這樣的他接手北美館館長一職,即便時代改變了,他認為美術館也得與時俱進,接軌國際藝術展館現在的經營之路,培育自己的研究跟策展團隊,才是長久對策,即便短期內看不到成果也不能便宜行事。
「這與原來的機制不一樣,先有想法,再去研究,雖然官方美術館不以營利為目的,但也不要為了迎合大眾口味,做些通俗展只為招徠人氣,不要忘了美術館還有一個教育的使命,應該要能起到帶領的作為。」每一個展覽,都是經過嚴謹的前期資料搜集、研究、整理規劃,最後以創新的當代藝術手法成展。
北美館今年剛滿四○年,雖屬地方型美術館,但王俊傑說:「北美館的定位『不只是城市美術館』,我們要形塑非常不一樣的文化氛圍。」為挹注美術館的動能,他認為必須用嚴謹的態度,創新的手法,來開啟北美館的新一篇章。
常年遊歷世界各國的藝術展館,王俊傑也觀察到,民眾來美術館不單純只是為了看展,越來越重視休憩空間,看累了可以坐下來喝杯咖啡,逛逛商店,買買書、藝術周邊商品等,「現在經營美術館,除了要更多元化、年輕化,不能只是讓藏館變得親民而已,經營美術館有個重點,如何達到平衡。」
官方美術館用的是公家資源,自然有責任推出具議題性、好的展覽,然而多數的當代藝術並非那麼容易讓群眾理解,必須用消費者的語言,透過多元、創新的方式去讓大家接近它,因此如何維持美術館的動能至關重要。
最佳館方代言人
為了取得採訪照片,王俊傑帶我們來到北美館的拍照打卡聖地《迷霧花園》,他很熟捻的告訴攝影記者,從哪個角度拍是最佳攝影位置。拍照時,他用嘴角維持恰到好看的四十五度笑容來呈現,站在花園C位,卡、卡、卡,一張張雜誌大片完成,氛圍感十足,幾乎不用再修圖就可以立即上傳IG打卡,根本就是按照精密腳本設計過的結果。
近年北美館的創新改變,上述《迷霧花園》堪稱代表作之一。王俊傑上任後,開始思考一件事:「如何用創新思維的角度,來改造現有環境,透過當代新觀點,去處理所有的媒材跟藝術作品,重新詮釋,讓每一種族群都能容易親近。」
於是他邀請了太研規劃設計顧問主持人吳書原操刀,從人與館內公共空間的關係來發想,打造地下一樓的中庭花園,讓《迷霧花園》成為「現代驅魔師」展作品之一,也是館內常設作品。
我們一行人待在花園時,看著裡頭生長著台灣不同海拔高度的原生植物,像是油杉、梅葉冬青等,當陽光從挑高天井灑進來,落在石子路上,人彷彿置身虛實交織的城市森林裡,難怪大獲好評。
北美館的第二次青春期
在楊德昌回顧展裡,王俊傑重回他人生的第二次青春,回憶當下那個尋找關於創作更多的自主性和自我認同外,向外探索跟建立更多人與人之間的連結,為將來更好的自己做預備,王俊傑也把這樣的心思,用在北美館正在擴建的新館上,尋找北美館的新定位。
延續國際展館創新趨勢,未來的藝術園區占地約十萬平方米,主要的展覽面積佔不到二分之一,以地下為主,地上以藝術公園為主,更多的是大片區的休憩公共區域,補足本館不足,未來將是台北市重要的文化地標,附近又有北藝中心,可以形成台北新藝術文化廊帶。
一座城市需要一張鮮明的名片,北美館持續二十五年,用「台北雙年展」讓台灣在世界嶄露頭角,「每一次議題都是在回應怎麼從台灣的角度去看世界,透過藝術家如何反應他們對於世界發生變動的看法,例如環境、經濟議題,或是後疫情時代現象等,對於觀眾來說,就有很多的想像空間跟探討。」王俊傑說。
帶領文化繼續向前行
今年11月即將開展的台北雙年展,主題「小世界」,因為疫情關係,把全球化的區域概念打破,當世界越來越小,東西方權力結構已經開始變動,深入探討疫後日常生活,人們如何定位自己。
作為新媒體先鋒,王俊傑認為所有藝術的想法,都是對人類的存在或是未來性的思考,可以有更進一步的想像,因為藝術文化就是在創造這些,即使一般人可能覺得不切實際,但它都具有未來的發展可能性,北美館勢將繼續帶領人類文化向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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